（匈牙利联合报/多瑙视野）匈牙利媒体日前报道一个在HistoGenes 项目之下的国际研究小组发布一项最新研究报告，直接将欧洲匈奴时代的某些人与早期亚洲匈奴帝国的领导人物联系起来，同时，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当时喀尔巴阡盆地的总体人口中只有少数人是东亚血统，而新来的群体则表现出高度多样化的血统。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弄清亚洲匈奴（也称为匈奴）与欧洲匈奴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名字相似是众所周知的。匈奴人在公元370 年代渡过伏尔加河，建立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游牧帝国之一，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亚洲匈奴帝国在公元 100 年左右解体，两个文明之间相隔了 250 多年的时间。

DNA 证据能否弥合这一巨大的时间鸿沟？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分析了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期间生活在三个主要地理区域的 370 人的 DNA：内亚（蒙古草原和中亚各地）和喀尔巴阡盆地。

这项研究包括来自匈牙利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35 个新分析的基因样本。研究人员分析了喀尔巴阡盆地从4 世纪到 6 世纪的所有已知人口，包括草原式墓葬（通常是独居）和与晚期萨尔马提亚人（4-5 世纪）和格皮德王国（5-6 世纪）有关的墓地。结果表明，在匈奴人到来后，喀尔巴阡盆地并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可观的亚洲人或草原人种群。只有约 7% 的人口来自此类背景。

不过，研究人员确实发现了一个规模虽小但独特的群体——通常与草原风格的墓葬有关——他们携带着显著的东亚遗传标记。这一重大发现源于一种比较家谱关系的新方法：分析共享 DNA 片段（IBD/血统身份）揭示了直接的祖先关系。 

一些匈牙利人与蒙古匈奴帝国后期的高层人物有直接的IBD 联系。其中一个联系是与蒙古已知最大的“梯田墓”中的Gol Mod2 遗址的 1 号墓有联系。在匈牙利人的样本中，这种生物学联系被发现于一名来自布达佩斯-祖格洛的男子、两名来自蒂萨金达和蒂萨布拉-普斯塔塔斯科尼的女性，以及来自马罗森特杰尔吉（罗马尼亚）和凯奇凯梅特的男子有着亲属关系。这些发现证实，一些欧洲匈奴人与蒙古草原有直接的祖先联系，并且有与匈奴晚期相关的精英墓葬。

尽管有这些发现，匈奴帝国的人口仍然高度多样化。遗传和考古证据表明，匈奴帝国的人口构成呈现出马赛克状，反映了复杂的流动和互动模式，而不是来自单一起源的大规模迁移。即使是草原相关的墓葬也揭示了文化和遗传多样性，其中个人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东萨尔马提亚人和高加索人群。

东亚血统的痕迹在后来的墓地中仍然存在，这表明东亚和欧洲后裔之间曾通婚，而且匈奴时期的人口元素在格皮德王国中仍然存在。

研究结果还表明，匈奴人抵达欧洲的时间与两个世纪后阿瓦尔人抵达欧洲的时间不同。阿瓦尔人在他们的亚洲内陆帝国被土耳其人摧毁后仅几年就定居欧洲，他们的后代在整个统治期间都保留了显著的东亚遗传标记。相比之下，阿提拉的匈奴人在他们的祖先离开亚洲数代后才在欧洲建立领地，并吸纳了广泛的欧亚人群。尽管他们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的实际遗传足迹仍然有限。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强调了尖端基因研究与详细的考古和历史分析相结合如何解决关于古代人口的长期争论。尽管仍有许多问题，但这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欧洲匈奴时期的人口、欧亚草原和亚洲匈奴帝国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有助于解开过去连接东西欧亚大陆的复杂网络。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 资助了这项研究，作为欧盟“地平线 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的一部分。HistoGenes 项目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了公元 400 年至 900 年间喀尔巴阡盆地的人口。该研究发表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杂志上。